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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维亚泽姆斯基(Anne Wiazemsky,1947-2017)是法国著名演员、导演、作家,戈达尔前妻之一。安妮于2017年10月5日逝世。在安妮逝世前20天左右,《敬畏》在法国上映,该片讲述的是安妮·维亚泽姆斯基和让·吕克·戈达尔的爱情故事。《敬畏》 的导演米歇尔·阿扎纳维西于斯 (Michel Hazanavicius,1967-3-29),曾于2012年凭借《艺术家》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敬畏》的视听语言完全是戈达尔式的,米歇尔用戈达尔式的手法,讲述戈达尔和安妮的故事,表达一个电影界晚辈的谦卑与敬畏。安妮的逝世,又让这部电影具有缅怀和纪念意义。

安妮·维亚泽姆斯基初登银幕是凭借罗伯特·布列松导演的《驴子巴特萨》(1966),时年安妮正值青春芳华,到戈达尔《中国姑娘》(1967)上映时,安妮已经沐浴在戈达尔的甜蜜爱意中,银幕中的她更加光彩亮丽。《中国姑娘》中的面部特写,色彩对比强烈的服装、布景,无不证明戈达尔对安妮在内心燃起的熊熊爱火。在《敬畏》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安妮被戈达尔的才华迷住,而戈达尔,更是不能离开安妮,以至于安妮提出离开,戈达尔试图自杀。


中国姑娘,1967


安妮·维亚泽姆斯基

《敬畏》的编剧有安妮,但没看到有戈达尔的参与。恋人间的细腻情感转变,由一方去还原总归显得不够可靠。但某种程度上说,电影又可能呈现真实,它还原了某种真实事件的大概,毕竟,除了当事者之外,这些大概对观众来说就足够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了。《敬畏》呈现的戈达尔显得自我、偏激,当然,他的这种性格早就为影迷所知。《敬畏》的海报就路易·加瑞尔( Louis Garrel,1983)饰演的戈达尔手持微型摄影机,在1968年时,戈达尔的摄影机实际上代表着枪——毛主义者戈达尔先是个政治激进分子,然后才是导演,他称要为无产阶级拍电影,拍政治的电影,政治正确的拍电影,为此不断向他所在的资产阶级阶层开炮,向那些小资导演、演员、影评人开炮,甚至向自己开炮,革自己的命。

戈达尔激进地否定前人的、他自己的、被认为是杰作的电影,不断的否定自己,否定“戈达尔”。他不断思考电影该怎样去拍,该拍怎样的电影。这也正是他这么多年来一直探索电影可能性、进行各种电影实验的真实写照。“电影分为戈达尔前和戈达尔后”,他对电影史的影响正是来源于他不断的革新和创造。重复自己的成功是容易的,否定和超越自己的成功,继续向前就比较困难,但这正是戈达尔一直努力在做的。


让·吕克·戈达尔

革命的、偏激的、毫不妥协的戈达尔不见容于友人,而安妮也渐渐无法忍受越来越自我的戈达尔,正如电影中的安妮说的,她对戈达尔的爱在慢慢消失。《敬畏》开头戈达尔就有(戈达尔电影式的)独白“我早就知道她会离开我,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或者如何离开,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是对的“。戈达尔对安妮离开的预感,源于他对自己个性的清醒认识,他这样的人只会孤独生活。真实的戈达尔在电影圈跟很多人吵过架,《敬畏》中的戈达尔和贝托鲁奇相互对骂并非言过其实,贝托鲁奇的《同流者》首映时,他们确实闹僵了。在大卫·斯特里特的《戈达尔访谈录》一书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戈达尔像电影《敬畏》中表现的那样言辞犀利,极具讽刺和幽默,但他的情绪化和偏执也可见一斑。

《敬畏》的结尾让戈达尔陷入困境中:“是尊重革命,无视电影,还是尊重电影,无视革命”。他致力拍革命的电影,为无产阶级拍电影,但那些工人看不懂他的《中国姑娘》,他们更喜欢故事性强的《筋疲力尽》,他们要在电影中寻找快乐,他们要娱乐的电影。无产阶级也不懂怎么拍电影,那些革命学生不理解戈达尔所要运用的镜头,革命的大多数反对戈达尔,他在深深的遗憾与无奈中向革命群众妥协了。无论如何,这只是戈达尔在政治上的革命热情高涨的一个时期,正像1968年的“五月风暴”很快结束,革命小将不再上街抗议,《敬畏》中的戈达尔也必将很快走出困境。

熟悉戈达尔电影的观众能明显看出《敬畏》中的字幕卡,场景,布景,镜头调度,都来源于戈达尔点电影。两位年轻演员饰演的让·吕克·戈达尔和安妮·维亚泽姆斯基除了没真实人物更帅气和美丽,电影人物还是挺生动的,电影的整体基调也够轻松、诙谐。


《敬畏》中的安妮《敬畏》中的安妮


《敬畏》中的安妮和戈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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