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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曼呢?”“砰”的一声枪响,我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心底空余无尽的苍凉与静默。在这场以《驴得水》命名的人性测验中,没有任何人是幸存者。

影片的结构极其简洁而明晰,一个有志于农村教育发展的校长在一个极其干旱缺水的农村办了个小学。为了给学校建设筹备更多的资金,想出一个权宜之计—将学校拉水的“驴得水”冠名英语老师而多获得一个人的工资、然而,特派员的突击检查打破了这份平静。学校找来铜匠来假扮“吕得水”蒙骗特派员,而后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更是将事情推向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它不像现代主义那么迷离而琐碎,亦缺乏浪漫主义的单纯曼妙,也没有传统现实主义的全知和理想化。黑色,荒诞,掺杂着让人会心一笑的幽默。蓦然回首,辛酸背后,是一种冷到彻骨的噤若寒蝉。

三民小学作为一个阵地集合了影片中的几个主人公—孙校长、裴魁山、周铁男、张一曼、孙佳,外加一个铜匠“吕得水”。其中,女性形象张一曼可以说是立体丰满而又深入人心的。可以说,一百二十分钟的宏大时空下,我眼睁睁地目睹了一个天真烂漫、自由洒脱生命体的陨落与毁灭。而这种美的毁灭,实际是建立在一个巨大的社会语境之下的—男权社会下,身为个性解放的新女性,张一曼们的命运究竟何去何从。

张一曼生性天真烂漫,她的脸上从始至终挂着迷人的微笑。面对物质贫瘠生活单调的境地,面对精神荒芜虚伪奴颜的同事,她的率真快乐恍若茫茫黄沙里的一片绿洲,荒芜山野中的一汪清泉般给人以光亮与希望。特派员的咄咄逼人之下,古灵精怪的一曼能一眼看穿他只会以“good morning”来“再见”的假文人真虚伪。“吕得水”的三万元教育资金下发后,一曼会选择以红白相间的布料为学校成员做校服,一针一线,密密缝中映染的满是精致生活的追求与信仰。面对裴魁山“要不要去西南联大当助教,要不要去昆明”的询问,正在剥着蒜吟咏着“我的情郎”旋律的她无厘头的扬起一筐蒜皮,“哈哈,下雪了。昆明有雪吗?”留下一串银铃般悦耳的笑声。

问题在于,这里不是美国欧洲,这里也不是2042,2052,这里是1942年的中国。张一曼骨子里所透射出的自由不拘,埋藏在她意识里观念深处的性解放与性爱观念,是远远超越其时间空间的。七十五年前的1942,社会认同的贤良女性,是恪守于三从四德,恪守于规矩绳墨不逾矩的传统形象。想想萧红笔下的孙大媳妇、福发婶,张爱玲笔下的孟烟鹂、冯碧落就明白了。作为一种笼罩在夫权男权下大幕之下的附属品,女性的形象一直是朦胧模糊的,个性始终是被打磨到模棱两可的,生命则自然是埋没与尘埃之间的。爽朗率真的结局,《生死场》中的小团圆媳妇洗澡那节早就告诉你了,于是,回到张一曼,她的烂漫自适显然与“三民小学”这个知识分子的群像迥然不同。孙校长、裴魁山、周铁男三个男性对她的态度虽有差异,但感情倾向几乎是一致的—从骨子里,身为男性的他们未曾真正以平等、尊敬的视角看待过张一曼。他们的态度,是一种听之任之的冷眼旁观。

然而,一曼的可贵便在于她能始终秉持“我就想活得自在点”的信念做自己。平静而无波澜的生活中,一曼洒脱得像世间的精灵。除去和同事裴魁山若即若离的不明朗关系,生活的车轮就这样周而复始向前滚动,直至环境中的潜流“驴得水”由一头拉水的驴,抑或说一个人形空白具化成一个男性铜匠时,矛盾爆发了。

铜匠是一个没受过任何教育的男性农民,张一曼是一个女性知识分子。两者的身份地位首先就形成了一种突兀的对比。一曼与1942年的一般女性知识分子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她极其超前的性意识。天真烂漫不拘于绳墨的她在城市里曾与多名男性发生性关系。在闭塞的三民小学,面对虚伪的裴魁山,她仍然能不太隐讳地自然提及性爱之事,并以圆润狡黠的语言暗讽裴魁山。一曼在性爱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实际上缘于她的价值观—简而言之,她认为爱情与贞洁是两个概念,两者不是相辅相成的。不同于海派作家穆时英、刘呐鸥在30年代塑造的一系列风月场中的女性尤物形象,一曼对于裴魁山乃至于铜匠虽难称其为爱情,但她是始终恪守自己原则的—她不想伤害别人。当裴魁山道貌岸然地对一曼进行“道德劝解”时,一曼笑笑,“老裴,如果你往那方面想了,那我再也不会那样了。”纵然迫于形势违心地骂铜匠是牲口,但她依然会在铜匠决绝地扔掉自己的那绺头发时,弯下腰来喃喃自语“对不住啊”。然而,正是一曼的那份超越时空的性意识和知识分子骨子里的清高纯净为她慢慢地掘好了坟墓。

铜匠第一次来三民小学时蓬头垢面,为了假扮“吕得水老师”蒙骗特派员,又是洗澡又是梳妆,满面神气后一曼又教他英语,一句Nice to meet you让目不识丁的他意识到,原来人还可以这样生活。后来,为了让他留下来照相,一曼轻佻的一句“我来睡服他”使铜匠次日俯首帖耳。临走时孙校长的那句“你很有潜力,有教无类,人人都应该接受教育”给铜匠的心灵震撼尤其之大。与一曼分别时,他那真挚悠扬的蒙古语歌声响彻云霄,无瑕纯净的冲破天际。可以说,铜匠的第一次到来是知识分子群体压倒式的胜利。他们用用一点一滴将铜匠由兽变为人。在这里,一曼虽为女性,但她以知识分子对待农民的思维行为优势取得了漂亮的胜利,以善意为主略显人性劣根性的所作所为让女性的性别劣势在当时的语境下被填补乃至于遮掩。

然而,当铜匠意识到自己的质朴纯真在利益面前一文不值,当他意识到自己被愚弄,被欺骗,被利用时,力量的平衡便开始反转了。鲁迅先生有言“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什么使他觉得什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也就是说,走向绝望的反抗。”当铜匠身披貂皮面无表情的第三次来到三民小学时,他开始由人变兽了。以貂皮大衣象征他由人变兽的转变,依凭男权优势,拥有知识的“吕得水”开始对女性张一曼进行疯狂反扑。逼着张一曼受到在场人毫无底线的谩骂,促使一曼“啪啪啪”的一下一下抽着自己的脸,直到逼迫剪张一曼的头发,报复与反扑到达了无以复加的顶峰。

“剪头发”这个场景颇具深意。尤其用在女性身上,更是耐人咀嚼。于铜匠而言,张一曼的头发对他的意义是非同一般的。是他第一次临走前摸着一曼的头发,腼腆地笑着,“卷卷的,真好看”。是一曼的那绺头发给他希望,给他幻想。当他的希望连同那句“你就是个牲口”一同沉落时,男性强势的特权意识便在他胸中熊熊燃起了。铜匠面无表情的命令孙选择剪头发,“继续剪”、“往上剪”,咔嚓咔嚓,实际上铜匠在一曼由“一头秀发”变为“阴阳头”的全部过程中享受着病态的快意和一种与生俱来的男性统治下的特权狂欢。他的认知能力和文化水平使其不足以意识到这是对知识女性张一曼的尊严亵渎,他亦不会意识到他正在亲手毁灭救赎与塑造他的引路人。于张一曼而言,她本身就是一个将“精致生活”奉为圭臬的追求美的女性,看她漫山遍野采野花的欢脱和卧室中满墙的海报便知。而“剪头发”这个行为实际上就是在一步步蚕食她身上的美。这种行为无形中渐渐摧毁着她的生活信仰。再者,身为一个女性,一头秀发本身就是女性美的载体,在铜匠、特派员乃至于孙校长用“咔嚓咔嚓”让女性尊严与地位飘散一地时,再自由不羁浪漫自适的灵魂也会在这种炼狱般的仪式下被生生掏空。更何况,铜匠冷漠残酷的行为背后,站着的不是别人,是国民党官僚的代言人—特派员。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一个被“启蒙”的男性农民以如此残忍的方式满足着自己的男权欲望,那么目睹这一惨剧的“知识分子”们去哪了呢?那么就要看三个男性知识分子了。裴魁山虚伪专营,道貌岸然的规劝过张一曼,面对一曼屋中的喘息声和灯光,软弱的他只选择了默默伫立。在“张一曼,你就是个臭婊子”的谩骂里,站在道德制高点的他疯狂的获得着男权至上的快感。热血而有原则的周铁男在一声枪响、一个子弹过后,只一秒,便从林震变成了拉斯蒂涅。在特派员脚下哭着下跪,告诉佳佳“当你被人拿枪”指着头的时候,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人了。”孙校长在整个过程中是洞若观火的,但面对着国民党官僚的巨大强权,面对着学校资金短缺的窘迫处境,除了昧着良心跪着做人,他又能做什么呢?三个男性知识分子,不是不清醒的预见和见证着张一曼的悲剧,而是裴魁山不屑于拯救,周铁男不敢拯救,孙校长不能拯救。知识分子的软弱与无奈在强大的国家权力面前彰显的淋漓尽致。而他们的风骨与原则却在此时变得如此卑微而廉价。换言之,唯利是图的社会背景下,谁会俯下身转过头去关心一个女性的生存或毁灭?

因此,一曼的疯和自杀结局成了一种必然。《驴得水》用一百二十分钟给所有人抛出了一个问题—男权社会下,身为个性解放的新女性,张一曼们的命运,该何去何从?

一声枪响,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编剧们找不出答案,也无能力去试图解决它。对啊,一百年前,鲁迅先生用子君,用娜拉早就告诉了国人,娜拉走后怎样?回来,抑或毁灭。“五四”背景下,单靠个性解放的努力,路,本来就是走不通的。而知识分子,一如困兽般挣扎,那种“无畏的抗战”必然失败。

怎哪堪,张一曼的故事让人们再次归于沉寂。而更令我们痛彻心扉的是,七十五年后的2017,张一曼们的故事正在每个人的身边次第上演。知识分子的无奈与无畏,仍然如此真实。

也许你们会说,还好这世界有孙佳。坐着驴车去延安,那里,会有火会有光会有美丽的虹霓。

然而,略懂中国近代史的人们大半都会会心一笑—现实中,哪里有延安。别忘了,时间定格在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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